象犀珠玉怪珍之物，有悦于人之耳目，而不适于用。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，有适于用，而用之则弊，取之则竭。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，用之而不弊，取之而不竭；贤不肖之所得，各因其才；仁智之所见，各随其分；才分不同，而求无不获者，惟书乎？

　　自孔子圣人，其学必始于观书。当是时，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。韩宣子适鲁，然后见《易》《象》与《鲁春秋》。季札聘于上国，然后得闻《诗》之风、雅、颂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，能读《三坟》《五典》《八索》《九丘》。士之生于是时， 得见《六经》者盖无几，其学可谓难矣。而皆习于礼乐，深于道德，非后世君子所及。自秦汉以来，作者益众，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。而书益多，士莫不有，然学者益以苟简，何哉？余犹及见老儒先生，自言其少时，欲求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而不可得，幸而得之，皆手自书，日夜诵读，惟恐不及。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，日传万纸，学者之于书，多且易致，如此其文词学术，当倍蓰于昔人，而后生科举之士，皆束书不观，游谈无根，此又何也？

　　余友李公择，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。公择既去，而山中之人思之，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。藏书凡九千余卷。公择既已涉其流，探其源，采剥其华实，而咀嚼其膏味，以为己有，发于文词，见于行事，以闻名于当世矣。而书固自如也，未尝少损。将以遗来者，供其无穷之求，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。是以不藏于家，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，此仁者之心也。

　　余既衰且病，无所用于世，惟得数年之闲，尽读其所未见之书。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，盖将老焉。尽发公择之藏，拾其余弃以自补，庶有益乎！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，乃为一言，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，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。

　　予幼师事先君，听其言，观其行事。今老矣，犹志其一二。先平君居不治生业，有田一廛，无衣食之忧； 有书数千卷，手缉而校之，以遗子孙。曰：“读是，内以治身，外以治人，足矣。此孔氏之遗法也。”先君子遗言今犹在耳，其遗书在椟，将复以遗诸子，有能受而行之，吾世其庶矣乎！

　　盖孔氏之所以教人者，始于洒扫应对进退。及其安之，然后申之以弦歌，广之以读书。曰：“道在是矣，仁者见之斯以为仁，智者见之斯以为智矣。”颜闵由是以得其德，予赐由是以得其言，求由由是以得其政，游夏由是以得其文。皆因其才而成之。比如农夫垦田，以植草木，小大长短，甘辛咸苦，皆其性也。吾无加损焉，能养而不伤耳。

　　孔子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，不如丘之好学也。”如孔子犹养之以学而后成，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学，学者必由读书。傅说之诏其君亦曰：“学于古训，乃有获。”。念终始典于学，厥德修罔觉。”而况余人乎？子路之于孔氏，有兼人之才而不安于学，尝谓孔子有民人社稷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。孔子非之，曰：“汝闻六言六蔽矣乎？好仁不好学，其蔽也愚；好智不好学，其蔽也荡；好信不好学，其蔽也贼；好直不好学，其蔽也绞；好勇不好学，其蔽也乱；好刚不好学，其蔽也狂。”凡学而不读书者，皆子路也。信其所好，而不知古人之成败与所遇之可否，未有不为病者。

　　虽然，孔子尝语子贡矣，曰：“赐也，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？”曰：“然。非欤？”曰：“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”一以贯之，非多学之所能致，则子路之不读书未可非耶？曰：非此之谓也。老子曰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”以日益之学，求日损之道，而后一以贯之者，可得而见也。孟子论学道之要曰：“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长也。”心勿忘则莫如学，必有事则莫如读书。朝夕从事于诗书，待其久而自得，则勿忘勿助之谓也。比之稼穑，以为无益而舍之，则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长，则揠苗者也。以孔孟之说考之，乃得先君之遗意。